什么是文科学术

作者:徐建新转贴自:徐建新blog点击数:246更新时间:2006-6-13 一、什么是文科学术 中国文科许多学者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着一个问题:中国文科几乎一切都是被西方决定的,连基本词语都来自西方,中国文科学术界几乎没人希望这种现状继续延续下去,为什么在改

作者:徐建新    转贴自:徐建新blog    点击数:246    更新时间:2006-6-13    

一、什么是文科学术

    中国文科许多学者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着一个问题:中国文科几乎一切都是被西方决定的,连基本词语都来自西方,中国文科学术界几乎没人希望这种现状继续延续下去,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这个趋势还依旧甚至在加强?如何才能够改变这一切,依靠回到传统有用吗?到底用汉语表达的思想学术未来在世界思想学术上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与位置?中国文科学者未来是与西方等国家的学者们共同创造的普世的学术、思想、文化而参与实现中华的创新崛起,还是牢固保守自己的固有过去(或者特色),才能够在未来的多元文化中占一席之地?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讨论什么是文科学术。

    在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全面科学化、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的现代,许多想法和毫无学术基础的思想已经不过是胡言乱语或者重复前人。思想必须具有起码的学术基础,那么,与相互区别的、在中国具有无人能够质疑的理性客观权威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相比,什么是文科学术和研究?

    所谓学术,一是“学”,即学问,研究所得到的必须是真实的知识。以求真为目的学术研究对应的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是“术”,即发现有效良好地完成任务、达到目标等的实用办法甚至一整套方法,所对应的是工程技术。此外,一项文科基础研究做得是否真实、富于创造性,对此进行评论与自然科学方面相同,也是做学术研究。工程师们造一座桥,设计、施工、质量、技术运用等许多具体事务方面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这是工程师们、管理人员评价讨论的问题,一项在社会上国家内被应用的具体办法(如执政措施等)是以及将会是卓有成效还是有效、无效甚至是导致了与目的相反的结果,这些评论也属于客观的学术研究,文科更不例外。造一座大桥,具体琐碎的工程事务一般不出工程质量事故没什么人关心,但与工程技术所不同的是,政府等组织推行与许多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执政措施、包括预先公布的方案等,牵涉许多人的切身利害,不但存在有效、无效的研究评价,还包括是否应当这样做,能否这样做等的评价,还有是否自由、专制、公平、平等等方面的真实描述与评价,还有总的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评价(这就是价值观、道德的评价,实际上,价值观大多是个人应当不应当做某件事情,指导人们应当如何做各种事情的律条或理论)。当然,这种评论与价值研究也是学术的。

    在清楚真实情况的前提下才能够找到良好的实用解决办法(也有了解部分真实情况就碰巧或找到良好的实用解决办法的),办法实施以后,清楚了实际结果情况才能够清楚实际收效(当然,也有准确预见实际收效的情况),清楚实际收效的情况下才能够对执政措施情况进行评价包括“善”、“恶”的道德评判;因此,“追求真知”在程序上先于“提出实用办法”和收效评价、道德评判,在认识的重要性上,也是“真知”高于“提出实用办法”和收效评价、价值评判。即客观的考察比伦理的评判在程序上优先,也在重要性上优先。客观认识优先于价值判断。

    “知”,而后有“术”,“行”,而后有结果,有“善”、“恶”评判。先有真实的认识,后有良好伦理。如果没有清楚真实情况就进行价值评判(道德评判),那就非常容易出现错误。伦理体系必定是建立于认识体系之上的,惟有先进的认识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先进的伦理体系,中国儒家的伦理体系之所以在遇到西方后就明显表现得落后并不可避免地衰败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认识体系的全面落后。

    有了真知,清楚全面地知道了个人行为、政府政策等的真实结果,价值评判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牵涉自身利害冲突者不可能得到一致的价值评判,但利益无关者通过相互交流能够得到共识。所以,我不愿意也不看重从一个更好的理想目标出发来要求、批评政府和普通人,所以,我一般不从道德出发来要求政府的施政和评价其他人的学术研究,因为没有真知或不清楚真实结果,道德评判不过是空话,也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始终是有限的,不可能预知一切。

    对于国内一些“学者”动辄高谈大词“亚洲价值观”、“中国国情决定了不能搞民主”、“保护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文化的多元”、“基本的不可改变的价值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相应的变种思潮与说法,我的总评是:先有真知,后有行动和价值观,重要的是搞清楚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发生相应的社会现象,内在的机制(原因)是什么,政府制订并执行了某项政策,目标是什么,运行情况与效果是什么样的,是正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停滞、还是恶性循环,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至于价值观,不过是些次要的东西。如果学者不清楚情况就先用某种价值观或者某种观念决定我们能有什么样的知识,采取什么行动,乱发空议论,这些话语不过是表现了这些学者没搞清楚问题、情况就只管发言,也表现了中国文科学术界整体学术水准的低下。

    许多落后和愚昧的国家党政官员都担心(甚至拼命抵制)随现代化的发展,西方文化对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道德和价值观都会造成巨大的侵蚀,情况又是另当别论,这些国家都是政教合一或者接近政教合一的国家,当然,西方化(向西方学习)意味着自由化,也是去道德化,是从两个最重要方面削弱政府与官员权力的正当性与专制地行使权力的能力,政府与官员中当然会有一些人反对西方化。当然,毫不奇怪,从过去的历史看到现在,以 中 国 共 产 党 的许多作为(破坏私有产权、煽动仇恨、告密、腐败、文字狱等),中 国 共 产 党 就是中华传统道德的破坏者,但它却总是念念不忘进行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在这方面,有趣的是,海外民运与中 国 共 产 党 的政治目标很不一样,却也常常是从道德出发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道德批判,但很少从“为什么,怎么做”这两个方面对共 产 党的政策与执行情况进行抨击。

    至于对个人、组织而言,从事哪方面活动更能够趋利避害,也就是对自身利益的重要性方面,由于人类社会的分工,个人和组织自有自己的判断。
  
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能够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同样客观真实,富于权威

    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能否与自然科学同样地科学,能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真实,富于权威?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科学者等所研究、总结出的规律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中国许多学者干脆认为不是,不可能。但在这方面,实际上,这一切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对爱因斯坦所叙述的总结并加上自己的一点心得,西方自然科学是系统的实验和严密逻辑推理的体系,最基本的共识(或观念)是:一、人类能够通过系统的实验得到确定的可重复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基础,通过直觉产生的概念、原理、规律可以对这些进行清晰的描述,并通过严密逻辑推理建立、得到真实的知识(概念、原理、规律)。概念、原理、规律必须是与经验形成对应,才是真实的知识(可以通过直觉把握这种对应)。再用演绎推理得到解释、推论(包括预见),推论也能够与经验形成对应(这种对应同样是通过直觉把握的),若推论与经验的对应得到实验观察证实,则概念、规律就是正确的。当然,如果应用了数学,得到的就是定量、准确的知识。二、人类所认识的规律就是自然本身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自然是可认识的。当然,这是一个信念,是元科学问题,科学本身不能够证实它。

    所以,科学必须是真实的知识,所谓“正确”一般是在定性上的正确,概念、原理、规律以及推论和经验的对应是成立的,是真实的,而且还要求逻辑推理严密;当然,习惯上,“正确”有两个意义:一是概念、规律的描述与推论与经验存在定性上的真实确切对应,那就是定性的正确。二是,正确有时还包括定性上正确,定量上准确这个意思。

    真实,意味着概念、原理与我们的经验(观察的实体情况等)存在着对应。例如:“书”这个概念是真实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必须与现实中的书形成对应;进化论的原理之一“生物总是过度繁殖的”,首先是概念如“生物”、“繁殖”等必须做到与我们的经验形成对应,而且整个原理必须能够与我们的经验形成确切对应,逻辑严密。这样,这条原理就是真实而且正确的。

    因此,中国文科许多论文、专著,在我的眼里,缺乏真实当然也不正确,即概念、原理与经验没有形成对应,不过是空话而已。

    由前面两条最基本的共识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第三个基本共识:界定清晰的概念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是不允许相互矛盾的,即不允许正确与错误共存,即由前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可以得到结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所得到真实的知识只有一个,即“真理只有一个”,而且,通过逻辑推理,真理与真理之间能够相互联系的话,必定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否定相互排斥。(重复一遍:各种确定应当怎么做的方案中什么是最佳的,以及“善”、“恶”的道德评判由于常常牵涉自身的利害,不可能得到一致的评价结果。具备理性的利益无关者通过自由的交流是能够得到一致的(包括评论上的)共识,当然,这些共识不是真理。)

    一些人以为:“真理只有一个”,一元化的“真理”观是中国文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受劫难的原因之一,这看法完全错误。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是不以实验者为转移的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必须辨析是否得到了真实的知识、有没有逻辑错误、其他可能解释才是正确的等类型的错误,需要他人进一步进行研究验证,这三个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保证真实的最重要步骤,要靠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来保证,才能够自由产生和自由传播,文科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用政治运动、大批判等强制权力进行思想改造,破坏了信息的自由辨析、交流,只是对科学、对真理产生和传播的破坏。而且,这些政治运动给中国文科带来的另一个遗留问题是:有一些人不是努力争取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却反感于一元化的“真理”观,迷恋于不过是垃圾的多元化的后现代思潮,结果是他们的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却只是一驳就倒的垃圾。

    在这三个最基本共识方面,文科学术和自然科学没有区别;唯一的大区别是文科很难象自然科学那样反复做可控制的实验而已,自然科学研究面对的是客观实体,文科学术研究面对的是人的各种行为表现和言说,但这个世界,关于人的行为和言语,却永远不会缺少能够观察到并记录下来可重复的经验,这同样是经验科学的基础。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所研究、总结出的原理、规律当然是真实的,当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因为,人性是相同的。另外,由于很难象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可重复的实验,不可否认,文科学术研究的难度比自然科学大。

    甘阳在《柏林与“后自由主义”》中说:“柏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他所谓的‘爱奥尼亚谬误’(Ionian Fallacy),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柏林指出,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西方这套核心观念一直由三个基本预设构成:

    一、所有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真理),而且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其它答案必然都是谬误。即所谓‘真理只有一个’;二、这些正确答案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即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原则上是清楚可知的;三、真理与真理之间必然都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排斥相互冲突,因此所有真理的总和一定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由此,真排斥的一定是假,善的对立面必然是恶。

    这三个预设说到底都以一元论为指归,而在柏林看来都是武断而且危害无穷的。因为在人类意见最分歧的道德、政治、***、文化及其终极价值这些重大问题上,恰恰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硬要在不同答案之间裁判真理与谬误,实际只能是‘强权即真理’,而把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冲突看成是真理与谬误或善与恶的斗争,正是人间血流成河的根源。”

    在这方面,柏林对西方这套核心观念的总结并不完整,而且西方这套核心观念也不是谬误。哪怕是在人类意见最分歧的道德、政治、***、文化及其终极价值这些重大问题上,许多问题也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在利益无关者那里,所有问题都能够产生唯一的共识,但在不同答案之间裁判真理与谬误,只能依靠个人之间自由的信息交流与反馈以及理性,而依靠强权只能够破坏对真理的探究,得到谬误。

三、为什么中国文科学术没有象自然科学那样富于无可争议的客观与理性权威

    但是,西方的那一套常常在中国水土不服(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官”土不服),这一点当然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并有了坚定的反对理由,认为文科学术不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那样客观的规律。这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文科不存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那样比较高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一些人说,文科学术从选择材料到写论文进行阐述,都会有个人主观观念、价值观等的影响,因此文科学术不可能是客观的。但在自然科学中,从选择材料、观察到撰写论文,常常同样是理论决定实验(如理论决定选择观察对象、实验设计思路等),却没人说它不客观。在自然科学中,经常是理论决定了实验,也有实验观察者因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愿望等原因出错误的,但科学家若出了错误、造假、说瞎话,别的科学家指出后,信息广泛传播后,就会被否定,而且声誉、地位等大减,所以一般很少有这样的问题。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次的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非但没有保证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反而是文科受到的打击极大,政治支配文科学术,把垃圾当学术成果延续了很长时间,一些人靠大批判这样的毒品,以及其它垃圾、假货出名,获得荣誉、地位等是众所周知的,说真话都曾经是可能被杀害的事情,什么才是学术和学术研究都曾经是中国文科学界真正的大问题。这样,中国文科学术怎么可能是真实、客观的?而且在中国,一直都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水平比文科高,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仅仅因反右、大跃进而短暂地出现过政治支配学术的情况,却很快恢复了相对正常状况,另外中国的学习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学生也一直比文科学生素质水平高,水平越高,越客观。

    所以,真实、发现真理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的自由交流,关键在于必须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保证学者之间的信息相互交流与辨析真伪,从而保证学者所做研究的真实、客观,这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习惯了被支配着灌输了很多偏见、垃圾和废物的文科学术界,现在还比较缺乏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来获得充分信息和自由交流辨析,水平又低下,能很快相信文科学术也能够是真实、客观的,那才是怪事。

    其次,自然科学中,实验现象与概念、原理、规律等的对应,在西方与在中国是相同的,而西方人的文科概念、原理、规律等是与西方人生活中的反复出现的现象存在对应,但很明显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与西方人的情况有一些不同甚至很不相同的地方,这样,就存在西方人的概念、原理、规律在中国是否得到了真实对应,是否被真实理解的问题,“所指”、“能指”都容易出错误,尤其是中国文科学人都喜欢拿西方那些概念、原理就直接往中国情况上乱套。这样,中国文科理论研究特别容易丧失的是“真实”(的对应),也特别容易丧失客观性,而这是科学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

    在这点上,随便拿起一本文科杂志,看看里面的论文,看看有多少文章,里面的概念、原理等定义是否清晰,与中国的情况是否存在严格清晰的对应,而且逻辑是否严密,就能够知道中国文科研究是否谈得上是在“说真话”,做真实、客观的研究。

    第三、自然科学中,科学家报告了一个实验现象,必须把实验条件说清楚,别的科学家在同样实验条件下得到相同结果才得到确认;写论文阐述一个理论成就,必须把推理、计算过程写清楚,别的科学家重复验证无误后才得到确认。因此,自然科学几乎不会出现导致别的科学家产生误会的重要疏漏和忽略。但西方人的文科理论文章论文常常免不了因为在他们那里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导致出现无意疏漏和有意识的略写。我曾经读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感觉有几个章节毫无意义,根本没必要写,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略写了一些,而且,他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我在写《政府执政能力问题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平稳过渡到自由民主体制?》时,看了几篇讨论政府正当性问题的论文,我毫不奇怪地发现,这些论文全部遗漏了我认为政府正当性最重要的部分:从契约的角度来说,民众缴纳了税款支持,政府就必须保护民众个人平等的权利(体现在宪法中),为民众个人提供起点公正和总结、制订公正的规则,遵守、执行公正的规则,包括执行法规的公正(体现在政府日常工作、政策、法规中)。

    后来,我偶尔读美国教授所写的《政治科学》,发现这至关重要的部分只是大略地写了一句话,而且是列在政府成立时间久远导致政府正当性理由当中,大约美国人觉得:政府首先必须真正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公正对待民众,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吧,而且,确实政府公正对待民众,时间比较久远(十几年到几十年)后政府就自然具有了正当性。但在中国,做到这一点肯定还需要民众极其艰巨的努力,甚至可能还要付出惨痛的牺牲,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的特点正是不能够公正对待民众,加上人口增加,时间久远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反而越来越缺乏正当性,因此存在周期律。

    另外,自然科学的第三个基本共识(界定清晰的概念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是不允许相互矛盾的,即不允许正确与错误共存)很重要,常常是研究者是否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标志。研究者不能够以为自己运用了科学方法从数据或经验中得到了某个规律或者原理就得到了科学发现,历史上很多情况已经证明:这些很可能是存在自己未考虑的其它原因同样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很可能别的解释才是正确的。所以,研究者还必须运用对照实验以及逻辑推理等,排除能够否定这个规律或原理的其它可能解释,才能够说得到了科学发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如果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发现一个新现象便急忙得到结论并报告,出现错误的话就非常丢脸了。在中国文科方面,由于水平比较低下,出现这种错误没有人认为是令人羞愧的错误,却似乎是非常正常的情况,甚至当成大发现,创新、有思想、有独立思考等。

    但由于自然科学和文科学术的相互独立发展,在文科方面,特别容易出这种错误还不容易被发现。如哈耶克曾经提到的在经济学中:“例如,总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可能仅仅有着大约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是我们能够得到量化证据的惟一关系,它便成了进行计算的惟一的因果关系。”